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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土地革命戰爭前期(1928——1931)中共湖南省委 對湘鄂贛邊特委的領導作用

來源:未知來源 日期:2015-05-04 12:00

一、加強對中共湘鄂贛邊特委黨組織的建設

(一)恢復組建中共湘鄂贛特委機構。

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籠罩湘鄂贛邊區,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屠殺。為了加強對湘鄂贛邊“三省割據局面之建設”,中央決定在岳陽建立中共湘鄂贛邊特委(以下簡稱特委),派湖北省委書記郭亮任特委書記,轄岳陽、平江、瀏陽、臨湘、蒲圻、咸寧、崇陽、通山(通城)、嘉魚、銅鼓、修水12縣,屬湖北省委領導。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考慮到“湘鄂贛邊特委因為要指導三省邊界各縣及武長路工作” [① 《中央致湘、鄂、贛三省省委信》]①將特委改屬中共湖南省委(以下簡稱省委)領導。3月27日,郭亮被捕,特委機關遭破壞。

1928年6月下旬,省委派滕代遠為特委書記赴邊界恢復特委機構。7月中旬,滕代遠經瀏陽到達平江縣城,與駐扎在這里的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五師第一團團部書記官、地下黨負責人鄧萍接上了關系,并于7月22日,與彭德懷等領導了平江起義,創建了紅五軍,在轉戰湘鄂贛邊中,與各縣黨組織接上關系。9月17日,滕代遠主持在江西銅鼓幽居召開了平、瀏、修、銅、武5縣黨組織負責人和紅五軍黨委聯系會議,正式恢復和組建了中共湘鄂贛邊特委。滕代遠、彭德懷、李宗白、邱訓民、王首道5人為特委常委,滕代遠任書記。

隨后,各地黨組織不斷恢復和發展,到1929年4月,邊區的平、瀏、修、銅、萬(載)、陽(新)、大(治)等縣相繼建立了縣委或臨時縣委,已有區委50個,黨員2萬余人。4月12日,根據省委指示,在平江、東鄉八區召開特委擴大會議,將中共湘鄂贛特委改為中共湘鄂贛邊境特委。省委對這次會議極為重視,派巡視員石青、袁國平參加會議。會議選舉了特委委員和候補委員,以王首道、李宗白、袁國平、張啟龍、黃公略、鄧湘君等6人為特委常委,王首道為書記,邊區黨的機構更加健全。

1930年初,邊區黨的機構幾經變動。1月13日,省委作出“取消湘鄂贛特委組織,邊境各縣由省委直接指揮”的決定。事實上,省委不可能直接指揮各縣,特委機關仍在堅持工作。8月,特委分為湘東、湘北兩個特委,不久又成立贛北特委。10月,由于敵人圍剿平瀏蘇區,省委遭破壞。為適應各地黨部之間的聯系,12月底在平江成立“中共湘委辦事處”,代表省委領導邊區黨政群全面工作,湘鄂贛邊特委成員便和辦事處成員緊密結合,領導著邊區的革命斗爭。

1931年3月,中央巡視員滕代遠到湘鄂贛邊區,在修水上杉主持召開邊區負責人會議,決定撤銷中共湘委辦事處,成立中共湘鄂贛邊特區委員會。并將原先獨立發展的湖北鄂東、鄂南地區,除江北的黃梅、廣濟、蘄春、浠水4縣以外,其余全部劃歸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管轄。湘鄂贛邊特區委工作了3個月后,其紅色區域已近30個縣,特區委下轄20余個縣委或相當于縣委的黨的領導機關,4萬以上黨員,呈現一派蓬勃興旺景象。同年7月,中共湘鄂贛邊特區委在瀏陽楚東山召開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共湘鄂贛省委,屬蘇區中央局領導。此后,湖南省委與湘鄂贛邊區黨組織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不再存在。

(二)整頓黨的隊伍,糾正盲動主義等錯誤傾向。

省委接管特委后,對特委黨的建設十分重視。1928年春夏,夏尺冰、蔣長卿受省委派遣到特委巡視黨的工作。這時湘贛邊平、瀏、修、銅等縣紅色割據局面迅速形成, “大多數同志廉潔、勇敢、耐勞”、“階級認識非常深刻”,但主要存在的問題一是黨員發展過快、過濫。如“因環境公開,群眾大半不愿加入工會、農會,而愿入黨,故黨員發展堪大。”“黨與群眾的組織混在一起,登記戶口式的所謂黨員,僅平江一縣便有七萬人以上,瀏陽一萬七千以上”[② 《傅秋濤關于湘鄂贛邊蘇維埃情況的報告》,載《平江革命歷史文獻集》P35]②,“修水縣在四個月的中間,就發展到萬多黨員”[③⑤ 夏尺冰《關于平銅農村黨的概況的報告》,1928年9月5日]③,“銅鼓的一、二、三區及平江的南鄉,所有群眾都是黨員”,由于“濫收黨員的緣故”[④  滕代遠《平江起義前后平修銅的革命斗爭》1929年1月]④使“黨的組織不健全”、“沒有黨的支部生活”、“沒有健全的地方黨部”,因而對黨員“缺乏鼓動和宣傳教育”,“黨員政治理論水平線一般的低落”[]⑤;二是盲動主義存在較嚴重。如軍事上不顧敵強我弱,采取硬打死守的做法;錯誤理解布爾什維克化的口號,在白色區域很嚴重的犯了大燒大殺大劫的盲動主義;在沒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口號下,侵犯了中農利益;在革命隊伍內部也發生了組織上的宗派主義和過火斗爭,特別是平、銅有十二條殺的紀律等。

針對邊區黨組織存在的問題,1929年8月,省委通過《關于湘鄂贛邊境目前工作決議案》,提出了黨的改造及其任務。省委指示邊特委組織平、修、銅等縣對黨組織進行初步整頓,通過黨員重新登記,清除了許多不合格黨員,黨員人數雖然比原來減少,但質量比原來強多了。到1929年上半年,僅平、瀏、修、銅四縣有15000人左右。特委還舉辦了各種訓練班,發行了紅色刊物,并在斗爭中抓緊干部教育,使黨員的素質和斗爭能力均有顯著提高。

對邊區黨內盲動主義等錯誤傾向,夏遲冰在1928年9月向湖南省委《關于平、銅農村黨的概況的報告》中疾呼:“希望各同志引為自身寶貴的教訓,應以平銅農村黨各種形形色色的不正確的傾向和工作路線(作)堅決的奮斗”。1929年8月,省委在《關于湘鄂贛邊境目前工作決議案》指出:“邊境各縣特別的是平江過去的大燒大殺。確實是走到盲動主義的路上,相反的結果與群眾日益脫離。雖然省委巡視員的糾正,現尚有些殘余,應努力肅清”。“執行紀律切不可用機關式懲罰主義,軍閥野蠻的屠殺辦法,我們須用訓練式的懲戒。使之由政治上組織上得到悔改。甘心悅服的接受黨的懲戒”。特委在1929年“九·二”擴大會議上和實際工作中,對盲動主義不斷地進行了清除。同年11月,省委派巡視員蔣長卿同王首道、袁國平一起,在平江查處了“梁案”,責成殺害梁振庭父子的3名黨員作了嚴肅處理,還在邊區發了一份關于“梁案”的《告同志書》,使廣大黨員干部和革命群眾的認識有所提高。經過近一年的努力。基本上清除了盲動主義的影響,糾正了殺的紀律。在省委的領導下,邊境黨的建設得到加強,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發展。

二、在軍事上指導開展武裝斗爭和加強紅軍建設

(一)指導開展武裝斗爭

省委對特委在軍事斗爭方面的領導是從1928年6月派滕代遠到邊界恢復特委開始的。當時,省委指出:“駐防平江城的國民黨獨立第五師第一團團部有黨的組織,黨的負責人是團部的候差副官鄧萍,團長彭德懷也是黨員,如果情況需要,可以組織暴動,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以便與井岡山的紅四軍相配合”。[① 滕代遠《平江起義前后》,載《紅旗飄飄》第19卷232頁]①7月17日,滕代遠到達平江的第二天就接到省委的密信,告之南華特委機關破斃。與此同時,彭德懷亦截獲獨立五師師部緝拿黃公略等人并予槍決的密電,彭德懷、滕代遠等商議后,認為情況嚴重,來不及請示省委,決定7月22日在平江起義。平江起義雖未與省委直接聯系上,但總的原則和要求與省委的指示是一致的。

平江起義勝利后,省委指示特委和紅四軍“進攻萍、安,與平、瀏取得聯系。醴陵游擊隊速返醴游擊,與瀏、平取得聯系,發動醴陵的暴動。”以便與紅五軍配合,互相支援。另一方面,省委又致信邊區黨組織贊揚平江暴動,并以省委名義批準成立紅五軍及領導成員,指示“軍隊應向萍醴一帶發展,以與四軍朱、毛相聯結。”1928年8月中旬,紅五軍第一次上井岡山失利。10月,紅五軍和地方游擊隊合編為5個縱隊。一、二、三縱隊由黃公略統一指揮,留在湘鄂贛邊區活動。四、五縱隊和軍部直屬隊按省委指示,在彭德懷、滕代遠率領下于12月11日到達井岡山,與朱、毛會師。

在省委的領導下,邊境紅軍隊伍不斷壯大。1929年,“九二”擴大會議后,平、瀏、修、銅、萬等縣游擊隊編為湘鄂贛獨立團(后發展為獨立師)。1930年上半年,湘鄂贛特委和所轄各縣利用蔣馮閻軍閥混戰正在醞釀的有利時機,組織軍民開展了“年關斗爭”、“三一八武裝大示威”和“紅五月暴動”,使邊境地區進入全盛時期。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湘鄂贛獨立師參加第一次打長沙回邊區后,省委指示,將平、瀏、修、銅、岳各縣一部分赤衛隊,編為紅十六軍,隨后又組建了獨立一、二、三師,配合紅十六軍取得了粉碎敵人一、二、三次“圍剿”斗爭的勝利。經過一年的戰斗,增加長短槍3500余支,邊區武裝力量得到壯大。

(二)加強紅軍建設

為加強對邊境的紅軍建設,省委曾作過多次指示,1929年8月3日,省委《關于湘鄂贛邊境目前工作決議案》中,對紅軍的任務、成分、作戰方式和紅軍中的黨的建設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確規定。決議案指出紅軍的任務是“消滅豪紳地主階級的統治權,幫助群眾發展斗爭,保障和擴大蘇維埃區域”;紅軍的成分是“多找工農群眾加入,使邊境的紅軍成為工農最可靠的武裝”;紅軍的作戰方式是“紅軍在敵人嚴格(重)進攻的時候,作戰的方式還是可采用‘化整為零’的計劃,到鄉村分散游擊。除此之外,有時候可以集中一部分部隊到非割據區域游擊,一方面于經濟上可得相當的補助,另一方面可發動非割據地群眾的斗爭”;紅軍中黨的工作是“紅軍內積極的覺悟的勇敢的分子吸收到黨里來,以鞏固黨的基礎”將“紅軍的黨應特別注意小組會議,至少須每周一次,會議時須將黨的路線及各種決議和通告,多多討論,以提高兵士中黨員理論的武裝”,“須特別注意黨的秘密工作”等等。這些指示,對提高湘鄂贛邊界紅軍的政治、思想、軍事素質,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三、指導建立蘇維埃政權組織和開展土地革命

(一)指導建立邊區蘇維埃政權

在湖南省委的領導下,1928年7月24日,也就是平江起義第二天,平江縣建立了邊區第一個縣蘇維埃政權。不久,省委認為邊區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條件已成熟,及時指示邊區黨組織“應毫不顧惜的解除豪紳的武裝,殺豪紳,實行土地的分配與蘇維埃的建立”[① 《中共平江省委致平江特委通告》,1928年]①,并于1928年8月28日發布《平江第一號通告》,通告提出了對于建立蘇維埃等的綱要,平江縣蘇維埃政權建立后,特委幫助瀏陽、修水、銅鼓等縣相繼建立縣蘇維埃政府,其他縣也陸續建立了不少區、鄉蘇維埃基層政權組織。1929年4月成立了湘鄂贛邊暴動委員會(后改名為湘鄂贛邊革命委員會),它是邊區統一領導革命斗爭的第一個政權組織。

為扶植新生的紅色政權,發揮其職能作用,把各級蘇維埃根植于群眾信仰之中,省委在1928年8月3日《關于湘鄂贛邊境目前工作決議案》中,對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重要意義,蘇維埃與黨的關系、蘇維埃改造的任務等都作了明確指示。如“蘇維埃政權的主人是農民”,“黨絕對不能命令他、包辦他,黨員經過黨團以起核心和領導作用”、“一切委員都要由群眾會議產生出來,實行民主化”等等。黨中央收到省委的這個決議案后,于9月5日在《給湖南省委指示信》中,更詳細地闡明了蘇維埃區域的任務。并著重指出:蘇維埃要掌握一切行政、司法、軍事、財政、經濟權力;應盡量吸收非黨的群眾參加;要努力擴大蘇維埃區域等,這些指示,對湘鄂贛邊區各級蘇維埃政權建設起了很大的指導和促進作用。當時平、瀏黨組織存在包辦蘇維埃政權一切事務的問題,銅鼓縣委對縣區鄉蘇維埃政權則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對此省委于1929年12月30日《給湘鄂贛特委信》中加以指示,并指出對這種錯誤立即糾正。到1931年,湘鄂贛邊區有二十余縣的蘇維埃政權。

(二)指導開展土地革命

為改變湘鄂贛邊區的土地高度集中在土豪劣紳手中,農民備受殘酷剝削和壓迫的狀況,在平江起義勝利后,省委根據“八七”會議精神,立即指示邊區黨組織“實行土地的分配與蘇維埃的建立”。1927年8月,平江縣委發出《平江第一號通告》,列舉了“關于沒收土地”的十項政策。從1928年秋至1933年,湘鄂贛邊區土地革命經歷了沒收一切土地,試行共耕制和分耕制;沒收地主土地和公田,按人口平均進行分配;重新分配土地,“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強調反富農斗爭,改土地為蘇維埃所有為農民所有;查田運動等四個階段。在省委領導時期,邊區的土地改革經歷了前兩個階段。

1928年上半年,平江等地曾提出“拔界毀塍”“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主張,在毫無經驗的情況下,開始試行共耕制和分耕制。由于受農民覺悟程度和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共耕制”常遭敵人騷擾難以實行,“分耕制”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既危及了自耕農的利益,又引起農民苦樂不均的思想情緒,造成兩種方法難以行通。1929年春耕時節,邊特委采取了“春耕制”形式,即自耕農土地仍歸自耕農種;地主租給佃農的土地仍歸佃農耕作;沒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及公共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作。特委在少數地方試行的這些辦法,雖不完美,但為全面鋪開土地革命提供了很重要的經驗教訓。

1929年4月,省委巡視員夏尺冰到邊區檢查工作時,向省委匯報了邊區土地革命開展的情況。8月,省委在《關于湘鄂贛邊境目前工作決議案》中指示,應注意“團結自耕農、中農和少數富農”的政策;強調土地革命的口號,“只提出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給農民,而不提出沒收一切土地的口號。”對于富農問題,“亦應吸收到革命的四周,使他們同情土地革命,對于富農,如果已經反對雇農、貧農的利益,絕不因聯絡富農的政策而讓步,絕對應擁護雇農、貧農的利益而向富農作斗爭”。在分配土地的辦法上,“聽蘇維埃組織土地委員會斟酌行之,不必呆板拘用一個辦法。”

省委的這些指示,既加強了對邊區土地革命的領導,又給予了特委自主權。1929年10月,特委以湘鄂贛邊革命委員會名義發布《革命政綱》;1930年2月,邊特委向各級黨組織發出第二十九號通告。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在平、瀏、修、銅、萬等蘇區廣大農村開展起來。數以百計的人口分得了土地。1930年初修水縣有39個組3萬農戶分得了土地。3月,平江縣除南江橋等少數地方外,其余地方都進行了土地革命,上半年瀏陽在占全縣四分之三的蘇區開展了土地革命,這年底,陽新有50萬人分得土地。1930年,邊區土地革命的全面開展,使湘鄂贛革命根據地進入了全盛時期。

此外,省委在對邊區的工人運動、群眾運動、群團組織、經濟工作、文教衛生等方面,都作了許多具體指導。

當然,湖南省委在對湘鄂贛邊區的三年領導時期,雖說在策略和暴動上曾存在某些“左”的傾向,也導致了某些挫折和錯誤的發生,但瑕不掩瑜,主流是好的。不可否認,它對邊區特委組織的正確領導為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鞏固和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領導作用。

(2013年11月《第二屆湘鄂贛蘇區論壇論文選》

秦小燕    肖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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