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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義前后的變與不變

來源:未知來源 日期:2017-09-20 12:00


 內容提要:秋收起義是一次重大黨史事件,由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前后至少經歷“七變”,即:由四面開花的全省暴動,變為湘中區域暴動;由反攻長壽街,變為退守文家市;由打瀏陽攻長沙,變為退居湘南汝城;由退往湘南,變為引兵井岡;由支部建在團上,變為支部建在連上;由“兵是打出來的”,變為官兵平等;由意圖消滅“末代綠林”,變為依靠、團結和改造。在這些重大變計之中,我們卻能看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者的“不變”,這就是:忠于革命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大膽創新的勇氣、團結民主的作風和敢于擔當的品格。這是秋收起義精神的重要特質,也是秋收起義的當代價值所在。


 1927年秋,為扭轉中國革命危如累卵的局勢,共產國際緊急指示中共改組中央政治局,拋開陳獨秀另起爐灶。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在湘、贛等省發動秋收暴動,成為革命要燒的兩把大火。“八七會議”后,臨時政治局指定彭公達與毛澤東到湖南改組中共湖南省委,彭公達為省委書記,毛澤東為中央特派員,對湖南的秋收暴動負全權之責。毛澤東就這樣歷史地承擔起領導秋收起義的重任。其中,秋收起義前后的“變”,最能展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者非凡的智慧和膽識;“不變”的,則是革命者的本色和情懷,是秋收起義精神的重要特質。

 秋收起義前后至少經歷如下“七變”:

 一變:由四面開花的全省暴動,變為湘中區域暴動。在多大的區域范圍內舉行暴動,需要權衡敵我力量,在全面分析比較的基礎上來作決定,而不能單憑一股熱情,甚至一時沖動。彭公達等人一開始提出了一個四面開花的全省暴動計劃。暴動區域劃分為:一、湘中以長沙為中心;二、湘南以衡陽為中心;三、湘西以常德為中心;四、在西南之間的要沖是寶慶。對于這種不切實際的主張,毛澤東、夏明翰、易禮容等省委常委都表示反對。經過幾次討論,大家認識到,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于是放棄其他幾個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決定要同時暴動的是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等七縣。在這個由全省暴動到湘中區域暴動的決策變化過程中,毛澤東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縮小范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禮容、明翰等均贊同其說。”[1]

 二變:由反攻長壽街,變為退守文家市。92日,毛澤東在安源的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確定整個秋暴的行動計劃。根據計劃,起義部隊分三路向長沙進擊。第一路(第二團)攻取萍鄉后再擊醴陵,沿鐵路線向長沙行動;第二路(第一團)從修水向平江進攻,奪取平江縣城后向長沙推進;第三路(第三團)由銅鼓向瀏陽進擊,發動瀏陽的農民在四鄉暴動,再匯成大隊人馬直逼長沙。910日,毛澤東到銅鼓,組成前敵委員會,任書記。根據作戰計劃,911日,第一團及新編第四團向平江進發,并于當日占領了平江軍事要沖龍門廠。可是問題恰恰出在這個新編第四團!這是師長余灑度擅自收編的一支國民黨潰敗部隊。第二日,起義軍向長壽街的金坪進擊時,這個新編第四團竟然在第一團毫無戒備的情況下實施突襲,致起義軍遭受重創,輜重盡失。余灑度聞訊大驚,派人收集部隊,執意攻打長壽街以振奮軍心,幸被幾天前剛趕回部隊的起義軍總指揮盧德銘勸住。第二團先攻萍鄉未果,轉戰醴陵,再攻瀏陽,于16日進占瀏陽縣城,但17日下午被敵人襲擊,“竟致潰不成軍”。毛澤東所在的第三團按計劃向瀏陽前進,于12日擊敗瀏陽之敵后,駐東門市。因團長蘇先俊麻痹輕敵,14日上午東門失守,“軍威因是不振”。[2]湖南省委寄予厚望的秋收起義從爆發之日至第六天,局面就已非常明顯。第三團于14日晚退至上坪,毛澤東住在農民陳錫虞家。第二天,余灑度派出的師部聯絡員找上來,向他報告了第一團的情況。獲悉金坪失利的消息后,毛澤東心情十分沉重。而此時的工農革命軍正處在四面而至的敵軍包圍之中,形勢的發展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在起義受挫的形勢下,是一意孤行實施反攻,還是保存實力以退為進,這是關系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擇。毛澤東經過輾轉思索,果斷決定,退守文家市。這一變計,使起義部隊避免了可能受到的更大損失,保住了革命的本錢。

 三變:由打瀏陽攻長沙,變為退居湘南汝城。919日,起義部隊1500余人到達文家市。當晚,在里仁學校的一間教室里,毛澤東召集秋收起義前委會所剩的5名委員聚在一起開會,決定部隊的下一步去向。會開了一整夜,爭論很激烈。余灑度堅持按原計劃干,再打瀏陽直攻長沙。他還說此次失敗主要在于沒有反攻。蘇先俊隨聲附和,還迫不及待要求第二天就開始行動。毛澤東對此作了有理有據的反駁。他把敵我力量作了統計和對比,然后嚴肅指出,再打瀏陽危險得很,會把這點人馬全部斷送!既然明擺著打不了,做么子要蠻干下去?在盧德銘、余賁民的支持下,這次前委會最終改變了湖南省委以及中央“會攻長沙”的戰略計劃,否定了余灑度、蘇先俊“反攻瀏陽”的主張,做出了“向萍鄉退卻”的決定。這一由進攻到退守的“變”,使秋收起義的革命火種得以保留,同時也為黨的武裝由城市向農村轉移創造了條件。

 四變:由退往湘南,變為引兵井岡。在文家市的前委會上確定秋收起義部隊下一步的去向是湘南的汝城。22日,部隊進入萍鄉所屬的上栗鎮,聞知萍鄉有敵人重兵把守,毛澤東與余灑度等人計議,決定假道蘆溪向蓮花前進。當天趕到蘆溪境內的更田。23日清晨,部隊從更田出發,趕往12里外的山口巖,途中遭遇敵軍,在白泥嶺高地展開激戰。一仗下來,又損失500余人,總指揮盧德銘犧牲。退走的起義軍于午后到達蘆溪的邊陲之地雜溪,擺脫了敵人的追擊。在雜溪師部駐地劉氏宗祠,毛澤東茶飯不思,起義軍接連失敗,損兵折將,令毛澤東痛苦異常。同時也促使他思考一個嚴峻的問題:部隊連打敗仗,剩下千人不到,且不斷有人逃去,軍需輜重失散殆盡,這樣能夠到得了湘南嗎?25日下午,部隊輕取蓮花縣城,師部駐在城南賓興館。26日上午,宋韻琴(即宋任窮)受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指派,在賓興館找到毛澤東,并帶來江西省委密信,示意毛澤東將部隊開到贛西的寧岡去,并告知那里有黨的武裝,可以安頓。毛澤東立即召集前委的幾個委員開會,通報了江西省委指示信的內容,并主張放棄退往湘南的方針,轉向井岡山進發。毛澤東出人意料的主張,讓余灑度和蘇先俊很不理解,他們當即表示反對。毛澤東耐心細致地與他們擺事實,講道理,會議最終作出轉兵井岡的決定。蓮花賓興館的前委會議將秋收起義的退卻終點由湘南汝城變為井岡山,歷史證明,這是毛澤東開拓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戰略決策,為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到農村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五變:由支部建在團上,變為支部建在連上。27日上午8時,工農革命軍離開蓮花向南開進,29日中午到達永新縣的三灣。著名的三灣改編正是在此處完成的。三灣改編主要完成了三項任務,一是對部隊進行重新編隊;二是在部隊建立各級黨的組織;三是在軍隊實行民主制度。其中后兩項都是毛澤東主持下具有開創意義的大“變”。在部隊中建立各級黨的組織,核心是“支部建在連上”,這是對部隊原有黨的組織體系的重大改變。在工農紅軍初創時期,無論是南昌起義的部隊,還是秋收暴動的工農革命軍,黨的組織都是建在團一級,團有黨的支部,基層連隊沒有黨的組織。三灣改編后,部隊各級都設立黨的組織,班、排有黨小組,連有支部,營團有黨委,連以上各級設立黨代表,擔任黨組織書記,專做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這樣就在組織上、制度上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同時也能更好地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支部建在連上”,使部隊的總體面貌發生質的變化。“支部一建立,連隊立刻有了靈魂,各種工作迅速地開展起來。……由于支部設在連里,黨通過黨員和廣大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躍。連里的政治空氣逐漸濃厚,黨員數量逐漸增多。這樣,支部就真正形成了連隊的核心和堡壘。”[3]

 六變:由“兵是打出來的”,變為官兵平等。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是三灣改編中另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大“變”。士兵委員會對軍官有監督權,軍官做錯了事,要受士兵委員會的批評,甚至制裁,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舊軍隊那種官兵對立的關系。然而實現此“變”并非易事。對王佐的部隊進行改造時,要組建士兵委員會,很多連長反對,他們說:“什么都要士兵討論,還要官干什么?”特別是要求廢除打罵現象,有人甚至說:“鳥是養出來的,兵是打出來的,不打不罵怎么成?”可見舊式軍隊的一些錯誤觀念和不良習氣已是根深蒂固。盡管這樣,“變”還是實實在在地發生了。改善官兵關系的措施,貫徹到各個方面,包括物質待遇上。干部和士兵吃一樣的飯菜,穿一樣的衣服,這在當時艱苦斗爭的環境中極大地調動了士兵的積極性,對干部也是一種考驗和改造,整個部隊的面貌為之一變。新型人民軍隊建設實際由此發端。何長工曾回憶:“三灣改編以后,我擔任衛生隊的黨代表,專門收理病號和傷員,當時正趕上季節性的傳染病,部隊又整天打仗,住不安,吃不好,生活苦得很,可是大家情緒很高,憑什么?正如毛澤東同志說的:‘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蔽,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4]

 七變:由意圖消滅“末代綠林”,變為依靠、團結和改造。103日,經過三灣改編的工農革命軍開到寧岡北陲的小鎮古城駐扎下來。4日至5日,前委在鎮上的聯奎書院召開擴大會議,主要內容有二,一是總結秋收起義的經驗教訓,二是討論和確定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根據地。在討論中,如何對待井岡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兩位“末代綠林”,大家意見不一。不少與會干部,尤其是黃埔軍校出身的軍官,主張用武力消滅他們,以免日后產生禍患。毛澤東不贊成這樣做,他極力主張對袁、王采取依靠、團結的方針。他對與會的同志說:你們太狹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還多著呢,歷史上有哪個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滅掉的?我們要團結、改造他們,把三山五岳聯合成一個大隊伍。他還明確地說:“這兩個‘山大王’是我們的盟友,大家一定要搞明白。”[5]會后,毛澤東親自做袁文才的工作。106日,他與袁文才在大蒼村見面。毛澤東對袁文才領導的農民自衛軍在新城消滅清鄉局、推翻北洋軍閥的縣政權、驅逐北洋縣長沈清源、在永新縣城救出80多個受難同志的斗爭給予熱情贊揚,并當場表態贈槍100條。袁文才大喜過望,當即答應工農革命軍安家茅坪,解決部隊的糧食供應,附送銀洋1000元。就這樣,秋收起義的隊伍最終順利落腳井岡山。1928年初,毛澤東又派何長工去做爭取王佐的工作。213日,前委在寧岡大隴舉行升編儀式,袁、王兩支隊伍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兩支“末代綠林”武裝最終加入了革命陣營。這一由意圖消滅到團結改造的“變”,是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的一次成功嘗試,正是這一“變”,使得秋收起義部隊最終在井岡山站穩腳根,中國革命由此邁入井岡山斗爭的光輝歲月。

 從秋收起義到引兵井岡,這是毛澤東革命生涯中十分關鍵的一段歷程。完成這段歷程的一個主題詞就是“變”。變中求生,變中求新,變中求勝,縱觀秋收起義前后的“變”,我們也能清晰地看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者的諸多“不變”: 

 不變的是他們忠于革命的態度。秋收起義從計劃、發動、失敗到“上山”,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一道道難關。由于起義軍成份復雜,對革命的認識水平不一,面對失敗,不但普通士兵中有人“開小差”當了逃兵,有時甚至是“開大差”,整排整連解散;一些中層骨干也在艱苦的斗爭面前灰心動搖。金坪失利后,一團團長鐘文璋痛哭出走,下落不明;瀏陽失守后,二團團長王新亞頹然消失,杳無音訊。然而,大浪淘沙始見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革命者在失敗面前始終保持著革命的信念和信心。至白泥嶺一戰后,起義部隊由開始的5000余人剩下不到1000人。24日,部隊到達高灘。毛澤東在村前的曬谷坪召開“行軍會議”,他堅定地說:“革命不能在高灘散攤。”[6]10月下旬,遂川失利后,毛澤東身邊只剩下百來人。大家又饑又餓,無精打采。戰士從老百姓家里買來一些剩飯和泡菜辣椒,卻沒有碗筷,毛澤東和大家只能吃“手抓飯”。飯后,毛澤東站起來說了一句:“繼續出發!”接著朝中間空地邁開幾步,雙腳并攏,精神抖擻地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第一名,請連長喊口令!”就這樣,部隊又開始向前推進了。[7]這種忠于革命的態度、愈挫愈勇的意志、永不言敗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沒有過時,并且需要繼續保持和發展。

 不變的是他們實事求是的精神。毛澤東談到井岡山的斗爭時曾不止一次說:“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的確,在秋收起義發動前,誰也沒有想到隊伍最后會落腳在井岡山。就是作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雖然對打長沙持慎重態度,但沒有提出異議。為著這次起義,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先后制定過大綱、辦法、指示、決議案等,[8]但是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毛澤東異于常人的可貴之處就是,他領導起義的過程中并沒有機械地固守所謂計劃、盲目地執行所謂指示,而總是根據變化了的實際情況來想問題、作決策。正因如此,才會有起義前后的“七變”,特別是從起義暴發不到20天的時間里,從攻打長沙,變為退居湘南,又變為引兵井岡,有些變令人驚訝,甚至讓人感覺是朝秦暮楚,但又完全在情理之中。其實這里邊蘊藏的是實事求是的寶貴精神。變,全是實事求是的變,是因時而變,因勢而變,因事而變。由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確是失敗了,但由于堅持了實事求是,革命火種得以保存并被引上井岡,由此開辟了一條新的正確的革命道路,這次失敗實際為走向勝利奠了基。這完全可以說是實事求是的一次勝利。今天我們仍然應當毫不動搖地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用實事求是這個武器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不變的是他們大膽創新的勇氣。革命是一場改天換地的斗爭,重走老路、因循相襲難以成就偉業。毛澤東能夠擔負起歷史賦予的使命,不光因為他是革命者,還因為他是創新者。他領導秋收起義部隊實踐了他過去不止一次提過的“上山”的想法,這看上去與人們頭腦中風云激蕩、攻城奪池的革命事業格格不入,而這種格格不入正是一種創新。秋收起義前的工農革命軍只在團一級建支部,黨的領導不能在基層連隊得到體現,經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難以開展。毛澤東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并且提出改變現狀。三灣改編后“支部建在連上”,這又完成了一大創新。建立士兵委員會,實現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士兵有了開會說話的權利,可以對連隊的事務提出建議或質疑,這是他們過去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做法,也是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是在三灣改編后變成了現實。這些創新,創出了新理論,創出了新道路,創出了新軍隊,更直接的是創出了新的戰斗力。在改革發展的今天,我們更應牢固樹立創新理念,始終堅持創新引領,努力跟上新形勢,樹立新理念,采取新舉措,創造新成就。

 不變的是他們團結民主的作風。秋收起義前后,戰事緊急,有時甚至面臨生死存亡的抉擇,作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在特殊時刻盡管有理由個人作出決斷,但他并沒有這樣做。在起義前后,黨召開的會議不少,大家的爭論也不少。實際上,所有涉及“變”的重要決策都是會議確定的,是通過充分討論甚至是激烈爭論達到一致或基本一致的。19日晚,文家市里仁學校的前委會議開了一整夜,5名前委成員對于部隊進退爭持不下。余灑度、蘇先俊要進,直攻長沙。毛澤東沒有以前委書記的身份壓制他們的意見,而是耐心向大家作解釋說明,并得到盧德銘、余賁民的支持。最后主張退的占了多數,會議作出了退的決定。26日在蓮花,毛澤東接到宋任窮帶去的江西省委密信后,下定決心“上山”。但他同樣沒有個人說了算,而是先召開前委會議商量。會上,余、蘇兩人不贊同,毛澤東又對他們苦口婆心做工作,最終實現了起義部隊退卻終點的根本轉變。在這樣一個又一個重大決策,或者說重大變計面前,毛澤東始終講民主,講團結,在說明和說服的過程中爭取思想和行動的一致,這是一種高超的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毫無疑問,這種方法和藝術也應當為今天的領導干部所熟悉和掌握。

 不變的是他們敢于擔當的品格。變,有時是改變既定方針,有時是否定原有計劃,有時甚至與上級組織和領導的指示相違背。但如果不改變,不否定,不違背,革命戰士就要付出重大犧牲,革命事業就要受到重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變與不變,就成為一個重大問題。解決這樣的重大問題,需要智慧,更需要擔當。什么是擔當?擔當就是接受并負起責任。在文家市里仁學校召開的前委會上,余灑度等人堅持要再打瀏陽直攻長沙,一個重要理由是執行中央和省委既定的計劃。他們理直氣壯地說:“難道我們打了幾個敗仗,就要放棄省委的戰略計劃?”的確,就在開會的這一天,中共中央還給湖南省委去了一封信,再次要求省委“一面命令萍、瀏、平一帶工農軍進攻長沙,一面立即爆發長沙的暴動。茲特派任××同志來湘全權代表中央指揮省委執行原定暴動計劃,不許絲毫游移。[9]然而,毛澤東在客觀分析敵我形勢后得出結論,打,剩下的一點人馬就會全部斷送。“既然明擺著打不了,做么子要蠻干下去?”這是一種理智。當毛澤東明確提出下一步當退到湘南的汝城去時,余灑度又擔心,“省委乃至中央那里,我們怎樣交代呢?”[10]對此,毛澤東爽快作答:“前委有權臨時處置,這個責任由我來負!”這就是擔當。正是這種擔當,使起義部隊一次又一次渡過難關,一次又一次贏得轉機。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我們正在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應對復雜局面,解決復雜問題,更加需要這種不計個人得失、一心為了事業的責任與擔當。

 秋收起義已經過去90年了。但秋收起義前后的變與不變體現出來的秋收起義精神仍然放射出時代的光芒,照亮著后人,也啟迪著來者。

                                              (作者系岳陽市委史志辦副主任  朱  平)


參考文獻: 

[1]《彭公達同志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3月第1版,第116-117頁。

[2]《蘇先俊報告——關于瀏陽、平江、岳陽作戰經過報告書(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3月第1版,第51頁。

[3]賴毅:《毛委員在連隊建黨》,載《回憶毛主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9月第1版,第110頁。

[4]何長工:《難忘的歲月》,人民出版社,19826月第1版,第41頁。

[5]參見:何長工:《難忘的歲月》,人民出版社,19826月第1版,第42頁;曾憲文、劉曉農編著:《井岡山斗爭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6月第2版,第33頁。

[6]曾憲文、劉曉農編著:《井岡山斗爭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6月第2版,第17頁。

[7]曾憲文、劉曉農編著:《井岡山斗爭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6月第2版,第39頁。

[8]至少包括《中共中央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報告——關于湖南秋收暴動辦法(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關于暴動問題(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對湖南暴動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一九二七年九月五日)》等,參見: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3月第1版。

[9]《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的信——關于執行長沙暴動計劃問題(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3月第1版,第53頁。

[10]曾憲文、劉曉農編著:《井岡山斗爭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6月第2版,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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